穷人吃不起天价药 不学印度,中国该怎么办?_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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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面蓝字,收阅正商参考。 By正商参考 (微信最好的财经读物,以专业的视角传递政经信息,深度解读政经新闻,这里使你了解更真实的中国) 微信号:zsnc-ok 文/ 琢磨先生 (公共号:zhuomoweixin) 我特别佩服一些电影人,他们本来可以轻轻松松赚钱无忧,

为什么印度药又好又便宜?

    这两天《药神》走红,印度仿制药再度成为热点。不少人问,为什么印度药又好又便宜?     首先要知道,药品研制是高风险投入。经过临床前实验(pre-clinical test)的药品只有0.1%能进入人体实验(human test)阶段,其通过率仅20%,而通过的药品中只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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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正商参考 (微信最好的财经读物,以专业的视角传递政经信息,深度解读政经新闻,这里使你了解更真实的中国) 微信号:zsnc-ok

文/ 琢磨先生 (公共号:zhuomoweixin)

我特别佩服一些电影人,他们本来可以轻轻松松赚钱无忧,但是他们更多地承担起了社会责任,用自己的电影来改变着社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韩国的国民影帝宋康昊和印度巨星阿米尔汗。没想到我们在羡慕别人家孩子的时候,中国有一批电影人也挺身而出,比如最近上映的《我不是药神》。


这部电影取自真实的亊件,因为国内治疗白血病的药品过于昂贵,所以电影中的主人公程勇开始通过自己的渠道赱私并市场交易起了印度仿制药,国内卖4万一瓶的药,在印度的仿制药出厂价却只有500块。在这个过程中,程勇接触到了大量白血病患者,知道这些病人因为沉重的药价已经近乎倾家荡产,于是他开始不谋利甚至贴钱开始帮助这些白血病患者赱私印度仿制药。


这本身就是一个道德与法律的困境,一方面从法律上来讲是违法的,另一方面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又是高尚的。我相信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判断。而矛盾的结果就是,我们只是感动了一下,最终什么都没有改变。影片中一位没有审批的药贩子说了一句刺骨的实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句话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了患者。



但是,穷,就是唯一的病吗?


这件事,我们无法指责药企,因为他们是商业企业,4万一瓶的药之所贵,是因为他们投入的巨大研发成本,正常来说一款新药注册前,需要耗时10到15年的时间,花费大约10到12亿美金的费用,还要进行无数次的实验。他们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因为有专利权的原研药有着巨大的利润,国际上除了几家药企巨头外,几乎没有公司有能力独立开发一种新药。如果让他们放弃这暴利的诱惑,其实也相应会让他们放弃攻克医学难题的动力。


图片来自《“格列卫—一个转化医学的世纪典范”的前世今生说开去》


那么为什么印度可以仿制,我们不可以?印度的仿制药简单说就是把有专利权的药,直接拿来授权给当地的药厂生产,让印度成为了国际药房。那你可能会问,印度为什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呢?虽然印度跟中国一样都加入了WTO,但是印度政府根本就不承认国际上的药品专利,你药企就是去印度打官司,印度政府也会宣判你败诉,意思很简单:我这么多人口,收入这么低,我人都活不下去了,还管你什么专利。你可不要以为这句话很无耻,因为这个理由符合WTO规则。


直到2005年印度才在西方各国的压力下恢复了药品专利保护,但是他们的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进行专利保护。那么2005年以后世界上出现的原研药是不是就无法仿制了呢?印度还有一个“专利强制许可”,这个专利强制许可也是符合世贸总理会《多哈宣言》的,其中明确规定:发展中成员国和最不发达成员国可在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不经专利权人同意,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生产、销售和使用专利药品。所以像诺华、拜耳等公司在印度打官司失败后,也是无话可说,因为印度政府可能认为任何一种病,放在一个总人口超过13亿的国家,都可能引发公共健康危机。




甚至印度此举还受到了联合国的赞誉,2012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了一份《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差距问题工作者年度报告》,在其中充分肯定了印度加强生产低成本仿制药的努力。所以每次国际药企巨头在印度败诉的时候,都会堂而皇之地说一句:对生命的重视,可以逾越对专利权的尊重。


那么印度生产的仿制药是不是没有审批的药呢?是没有审批的药,也不是没有审批的药,如果按照我国《药品管理法》对没有审批的药的规定,那肯定是没有审批的药,因为我们的规定是这样的:药品进口须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没有审批的药论处。但是仿制药又不是完全的没有审批的药,因为它是按照原研药的配方复制的,未必100%具有同样的功效,但至少是接近的。这跟盗版电影很相似,看枪版的不能说看了一场假电影,你只是欣赏的品质降低了。


那中国为什么不从印度进口这些仿制药呢?一是因为中国的专利权保护不像印度那么宽松,引进必然会引发药企巨头在国内的诉讼。二是按照印度仿制药的质量,不可能过得了葯儖侷审批的关,因为仿制药直接跳过了各种活体实验和临床研究,如果引进了就是官方认可了,出了问题这个锅到底谁背,于是干脆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问题可远没有解决,国务院医改组成员李玲曾经说过一句话很经典:老百姓买不起昂贵的原研药,他们去买印度仿制药就违法。违法有人管,但买不起药的问题,却没人管。在《我不是药神》里一个白血病患者也拉着办案警察的手说: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警察领导,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这段台词听者无不落泪。


我们可以怎么办?


如同电影里结局所交代的,白血病已经纳入医保。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大病列入医保,因为在医保范围内,政府就可以用13亿人的力量,去跟药企巨头们讨价还价。这件事如果放在一个一个鲜活的患者身上,靠他们微弱的声音根本不会影响到什么,但政府就不同了。对于一些特别的疾病,我们甚至可以动用跟印度一样的“强制专利许可”,我国《专利权》颁布30年来,未曾动用过一次。这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但对高科技领域的知识产权的宽容,和对药品的知识产权尊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这是我们可以用来谈判的筹码,目的就一个,让中国人在药品上的支出减少。与国际药企巨头去博弈,才能让药价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其次大幅降低药品关税,在关系到国民医疗健康的药品上面我认为甚至应该零关税。从今年5月1日开始,抗癌药已经实行了零关税。事实上,关税在抗癌药的价格中占比并不高,根据财政部2017年税率数据,中国进口药最惠国税率仅为2%~4%,虽然媒体赞誉有加,其实药价没降多少,因为这些药品在进入销售环节后,还需要加征17%的增值税,对这部分增值税我们只说“较大幅度降低”,为什么不能也是零么,对决定别人生死的药品征税,睡得会多么不踏实?


最后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因为你身体健康,本身即是一笔巨额财富,以为你少支出无数的钱和少遭无数的罪。


穷,是唯一的病吗?不是,病的可不是只有患者的穷。

不走印度式“强仿”,中国该怎么办?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在电影《我不是药神》成为热议话题后,有过电影主人公程勇代购经验的李伟(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在跨国药企就职多年,电影所呈现的高药价问题确实存在,但身边医药行业的朋友对于该片的评价呈现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影片只是展现了药价高的现状,但是并没有说为什么,似乎有失偏颇。


7月5日,相关人士透露,国家医保局成立后第一次座谈会即将召开,预计将会就药价谈判、医保准入问题进行讨论,“36个品种肯定是不够,抗癌药的药价谈判有望成为常态化,但仅靠国家层面谈判也很有限,预计这些问题应该都会在医保局成立的契机下解决。”


但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震分析认为,国内抗癌药药价高问题的根本性还是在于国内药品行业创新力的不足。


“药企的定价遵循药物经济学规律,当一个地区该疾病没有其他治疗方案时,该药品具有不可替代性,病人没有选择,价格自然就高了。”王震向澎湃新闻分析,相比欧美、日本,国内很难在进口新药上市后,研发出更有优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同病种药品。


在王震看来,当前我们谈判的唯一优势就是“以量换价”,但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只能稳扎稳打地鼓励药品创新,同时将现有的社保资金资源利用最优化,“医改的目标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合理诊疗、合理用药,不要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药品上。”


药企人士:印度“强仿”模式并非根本解决办法


印度不止有神药,还有一群在“死亡之井”中飞驰的“车神” | 大师 IN 像

这几天,一部《我不是药神》引爆社交网络,人们在推崇这部高质国产片的同时不由好奇,印度是否真的存在神药。实际上,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有一群在“死亡之井”的刀尖上舞蹈的印度“车神”。今夜大师 IN 像,就带着各位一同探秘印度飞车手的日常,体验真实

影片中徐峥扮演的程勇,其原型是江苏无锡的一名私企老板陆勇,在罹患慢粒白血病后不得不长期服用瑞士药企诺华公司生产的靶向药物格列卫。


格列卫上市最初被称为“神药”,即使在美国定价折算为人民币也高达17500元,引进国内后加上关税等定价为24800元,在2017年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之前,病人用药负担沉重。


服用过程中,陆勇通过朋友介绍,买到了印度仿制药厂生产的印度“格列卫”,药效与原研差别不大,但价格却仅为国内格列卫定价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不仅是格列卫。印度药厂在政府干预知识产权的背景下,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为“世界药厂”,几乎所有率先在美国、日本等地上市的创新药,都能很快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对于以格列卫为代表的靶向药而言,原研药厂前期需要投入巨资、耗时数十年才能找到精准靶点并研发出药物,过程成本高昂;相较之下,仿制药厂所要做的便简单许多。


7月6日,一位不愿具名的全球知名跨国药企相关负责人回复澎湃新闻称,定价因素除了要符合政府的价格政策外,企业需要将此前的研发成本以及后续的生产工艺、运输存储费用考虑在内。


也正基于此,在国际贸易协定中明确包含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但印度通过“强仿”制度,支持国内药厂进行药品仿制。


所谓“强仿”,即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允许在特殊情况对于专利所有权进行限制。在国际法中,它最早确立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而在我国,现行《专利法》同样包含此条,此外2017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其许可路径,指出“在国家出现重特大传染病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亊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药品出现短缺,对公共卫生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等非常情况时”,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可实施强制许可。


尽管有了有实施“强仿”的可行性,但中国并没有实施先例,即使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启动“强仿”的国家也屈指可数。


“(强仿)实际上是经济落后国家的做法,而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是国策,印度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适用。”王震表示。


前述知名跨国药企人士也表示,从长远来看,印度仿制药市场的发展必然会抑制新药研发动力,“也不是用药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发院研究员刘鹏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则建议,可以改革专利药物的专利保护制度,适当缩短专利保护期,同时鼓励进口药企以出售专利药特许使用权,或者以旧技术换市场的办法,鼓励其与国内药企合资生产,以有效降低成本。


事实上,澎湃新闻还了解到,即使在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的国家和地区,药企在定价过程中也有较大的空间。新药的价格,与该国现有的医疗水平以及国家整体医疗成本支出同样相关,与研发技术更为先进的美国、日本相比,我们国家的需求弹性更低,大量病患成为新药的刚需群体,药企不会因为竞争激烈而主动降价。


王震认为,我国的药品创新能力一直不足,因此对于某些进口药特别是抗癌新药的依赖度很高,“一些国家很快就能研发出新的药品或者治疗方案,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药企自然会进行降价,但国内药厂研发的水平较低,病人想要生存再贵的药也只能埋单。”


除了尊重专利,中国还能做些什么?


格列卫于2002年进入中国市场,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变期、加速期或α-干扰素治疗失败后的慢性期患者,不能手术切除或发生转移的恶性胃肠道间质肿瘤患者。


虽然药效出众,但高昂的价格,让患者无法负担,因此才出现了电影主人公原型陆勇的印度代购仿制药。


对于抗癌药关诸多患者的疾苦,近年来中央政府也深度介入进来。


今年4月和5月的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均特别提到了加快抗癌药降价,除了从5月1日起施行进口零关税外,还采取政府集中采购、抗癌药等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等方式,并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进口化学药不再逐批强制检验。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国家医疗保障局挂牌成立,将原先分散在人社部、卫生部门、发改委等多个部门中的有关医保报销中医疗服务定价、招标采购、医保基金支付等环节合并在同一个部门。近日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药品采购主题座谈会,来自部分省市的相关政府人员会参加,“包括如何采购、新药纳入医保的具体操作、医保目录的动态更新等问题,相信都会讨论到。”


2017年,人社部启动了医保目录药品准入的首次国家谈判,在长达4个月的筹备和谈判后,最终将36种新药纳入目录,平均降价幅度44%。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谈判效果凸显出世界各大制药公司正配合中国政府降低药价的行动,尽管这使一些产品的营收增长放缓。


而在此之前,由于医保目录多年未变,仅有个别省市在自主范围内对目录进行了微调,纳入了部分病患需求高的新药,“纳入品种就更少了,毕竟省级层面药物经济这块没有大数据的支撑,成本调查也很难做,所以医保局成立后会不会形成省级联动,也是关注焦点。”


该人士还透露,此前一直遭受诟病多年未变的医保基本品种目录,有望改革成为动态更新,该消息也同样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医药健康高峰论坛中被提及。

不过,王震分析认为,尽管医保局的成立可以让一部分药品进入医保,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将原先分散的部门进行合并,但能做的事情与以前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因为社保资金只有那么多。”


王震从事医改工作多年,在他看来,目前距离“合理诊疗、合理用药”的目标仍然很远,“大量的医保资金被扭曲的医药价格所浪费,临床医生也没有合理用药的积极性,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将社保资金用在更有用的地方,才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刘鹏表示,归根结底,还是要鼓励中国国内药企在专利药方面的研发和生产,除了政府投入一定资金之外,更需要发挥药企的积极性,鼓励药企在新药技术研究上加大投入和有所突破,只有掌握了核心的专利药技术,才能掌握核心定价权,才不会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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